针对一些地方对网约车设置严格的限制措施，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副院长朱惠英向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交建议，呼吁政府审慎监管，支持网约车发展，方便群众出行，促进就业。

网约车成“互联网+交通”新业态

　　朱惠英代表吿诉记者，我国是全球第一个给予网约车合法身份的国家。近年来，我国网约车新业态的发展迅速。以“滴滴”为例，其已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出行”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滴滴”在中国400余座城市为近4亿用户提供出租车、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试驾、公交、租车和企业用车等全面出行服务。
　　朱惠英代表说，随着网约车的不断发展，以网约车为代表的“互联网+交通”新业态的社会价值不断显现。在促进就业、便民利民、环境保护、新旧业态融合发展、智慧城市建设、公众安全出行等多个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2016年，光滴滴公司就为全社会创造了1750.9万灵活就业和收入机会。网约车平台创造了增量市场，解决了人民群众出行难问题，是“惠民生”的典型代表，网约车减少了用车的不确定性，打车成功率较传统路边打车提升了50%。网约车通过释放社会化运力，以共享出行的方式，实现了绿色出行、低碳出行。

建议科学合理制定网约车新政

　　在履职调研中，朱惠英代表发现，一些地方在出台网约车政策时，出现了高门槛等问题。她告诉记者，目前，网约车多数车型与当地普通出租车相当，但是有地方政府的网约车新政对车辆轴距、排量、价格等方面做出严格限制。例如，厦门、大连、福州等城市要求车辆轴距2700mm以上，北京、福州、鞍山等城市要求车辆排量1.8L以上，徐州、宁波、苏州等城市要求车辆计税价格12万以上。对驾驶员户籍、考试等也做出多重限制，例如北京、上海、天津要求本地户籍，杭州、宁波要求持有城市居住证6个月以上。
　　“这些严格的限制措施，导致网约车平台将面临要清退大量车辆和司机的问题，存在影响社会稳定的潜在风险。”朱惠英代表说，因出行需求的长期存在和多样化出行的要求，有一部分车辆和司机将转成“黑车”，使得市场重新陷入无序状态。而且，如对车辆的各方面要求过高，必然导致出行价格上涨，大量消费者出行会因此受到影响。她为此呼吁，为网约车新政的实施设置合理的过渡期。她说，考虑到网约车的巨大存量、就业问题以及社会稳定，应给予网约车平台2至3年的过渡期，根据各地制定的新政要求，逐步清退不合规的车辆和司机，以实现政策的软着陆以及不合规车辆司机的有序退出。短时间内清退会造成巨量司机瞬间下岗，造成社会的不稳定。
　　朱惠英代表建议，地方政府通过审慎监管、创新就业模式及社会保障机制，增加灵活就业岗位，支持以网约车平台持续吸纳就业，打消已实现平台就业人员的担忧，进一步缓解就业压力，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她还建议，推动网约车平台与各级政府智慧城市建设的合作，打造智慧城市，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借鉴网约车的制度优势和管理模式，充分利用大数据优势，用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深化改革出租车行业，为乘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也为出租车司机有尊严的劳动创造更多收入。

 

（黄世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