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特派记者 李 贤 徐顺东 董文锋 魏 恒
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广西一些代表建议从国家层面完善珠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保护珠江一江碧水。
“温总理在报告中说，‘中国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建议国家建立与扶贫政策相辅相成的国家生态补偿政策，让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都得到补偿。”刘庆宁代表说。
“建立跨省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迫在眉睫！”彭祖意、陈秋华、赵贵坤等代表建言。
免费“生态午餐”还将持续多久
陈秋华代表告诉记者，珠三角地区年总用淡水量接近200亿立方米，70%的淡水由广西提供；在冬春季节枯水期，珠江防总的压咸补淡措施主要依靠广西境内的龙滩、岩滩、长洲等10个大型水利枢纽，非常时期可增加调水5亿立方米左右。2009年底2010年初，尽管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旱灾，广西依然全力调水，确保澳门供水咸度始终在50度以下。
“这与保障本地工业用水、农业灌溉之间难免产生矛盾。”刘庆宁代表说，珠江压咸补淡应急调水一直是免费“生态午餐”，每年“压咸补淡”的放水季节，也正逢广西的旱季，石山区、桂中旱片以及左江旱片等区域，因旱导致部分冬种蔬菜受到影响，人畜饮水困难，若来年雨季出现在4月下旬以后，水库灌溉缺水量达15亿立方米以上，生产、生态用水等均受到严重影响。
陈秋华代表说，从“西电东送”、到“千里调水补淡压咸”，再到珠江水质的维护，上游省区广西、贵州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和生态代价。
“‘生态午餐’免费时代该终结了！”彭祖意等代表说，珠江上下游、左右岸需要在省和省、地区和地区之间，建立全新的生态协调与利益补偿机制。
治水账本怎么算
赵贵坤代表告诉记者，金秀瑶族自治县是珠江流域广西境内最大的天然“绿色水库”，以森林生态系统为主体的金秀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年价值量高达25.8亿元。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为保护生态，金秀人却“端着金饭碗讨饭吃”――2011年，金秀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708元，比全国的6977元低3269元，只有全国平均数的53.15%。更让他这个县长痛心的是，全县6.8万林区群众因此无田地耕种，无经济收入来源，只能外出务工，生计艰难。
蓝盛新代表也算了一笔账，目前广西每年每亩公益林的直接经济价值约75元，商品林地的平均租金在50-60元左右。在实施公益林规划后，纳入公益林保护的林农只能享受每年每亩10多元的补偿资金，大量森林因禁伐导致农民收入锐减，农民更无法将林地用于商品林的营造和其它用途，林农增收途径受到严重限制。
“获得成效，但代价巨大。”代表们称，广西的公益林主要分布于西江上游的重要江河源头、江河两岸、大型水库周围、岩溶地区等生态敏感区，相对集中在桂北桂西等革命老区、经济欠发达地区，约涉及林农220万户、900万人口。林改后，公益林与商品林收益差距迅速拉开，让林农直接减收数十亿元。
据了解，过去10余年间，广西各级财政为珠江流域生态建设与保护投入的资金，超过300亿元，而2011年全广西财政收入仅1542.48亿元。
“最近广西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决定实行环境倒逼机制，牺牲大量沿江工业，以保护生态，代价何其高！”彭祖意代表说。
为减轻重点公益林的保护压力，广西这两年给水源林保护区补助的资金超过60亿元；而新实施的珠江防护林规划和石漠化综合治理等，投资近200亿元。
“钱大多用在了珠三角水源上游。”陈秋华代表说，珠江流域涵养水源量提高50亿立方米，每年向珠三角地区多贡献约20亿立方米供水量，非常时期应急调水量可达到10亿立方米，省界水质保持在II类以上。
生态如何补偿
在代表们看来，为了改善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上游地区投入了数百亿元资金，而下游地区为珠江流域的生态建设和保护给予适当补偿或分担，完全合乎市场经济原则。
况且，国内已有相关生态补偿先例：2001年浙江省的东阳和义乌两市首次开展水权交易，上游5000万立方米水的永久使用权转让给下游，成交价格4元/立方米；北京市每年向河北省境内承德、张家口水源地支付水源涵养林保护费1800万元；广东省也计划每年拿出1.5亿元交给上游江西省寻乌、安远和定南三县，用于东江源区生态环境保护；江苏、安徽、辽宁、宁夏、内蒙古等省区也有类似的水资源有偿使用的案例。
为此，代表们建议，广西处于珠江上游的县份有70多个，提出若干亿元的生态补偿金建议实际上还是一种偏低的补偿。况且相关款项将由中央或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协调，专款用于西江流域水资源保护项目。
代表们呼吁，国家应尽快制订出台跨省流域调水的市场补偿政策，增加中央财政对珠江上游省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设立生态补偿公益基金，组织和协调建立流域上下游之间的对口帮扶制度，将珠江流域少数民族地区水源林区群众全部纳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粮食补助范围，制定实行水权交易政策等。
事实上，建立跨省区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各省区之间颇有共识，今年全国两会上，来自广东、贵州等省的代表或委员亦提出类似的建议，希望从国家层面，探讨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解决生态补偿的法律地位，明确有关税收、财政转移支付和补偿资金筹集、调配、运作和管理等政策方面的问题，依法制定环境保护规划和资源综合利用规划，明确流域上下游地区责任、权利、义务和利益，规范各类开发、保护行为，建立流域资源共享、生态共保、经济共赢的管理机制。